成都七中，四川省著名中学，据说前身为成都县中并以有校友田家英为荣。我在成都七中上课仅一年光景，文革两年也只有点滴记忆， 但“成都七中毕业”却是跟随我一生的个人经历， 从四川到北京，从中国到美国 ……
1965 年，我从龙江路小学五年制实验班毕业，第一次跨进七中的校门参加升学考试。 校门正对着颇有气派的主楼， 主楼的屋檐下画有蓝天白云托书图案，四周墙上爬满绿色藤蔓。主楼前左右两边各一栋二层高灰色的教学楼。主楼与教学楼环抱着由灌木、绿树和小径构成的幽静花园。记得我的考场是进校门左边的教学楼一层，也还记得考试结束时叮叮的电铃声。发榜的那一天，我怀着紧张的心情，在主楼一层走廊墙上张贴的录取榜上寻找我的名字，终于，在红纸浓墨写成的录取榜上看到自己“红榜提名”，从此开始了我与七中的结缘。
1965年9月至1966年7月，作为初68级4班的学生，我与这个女生班的同学们度过了平静愉快的学习生活。语文课老师张道安，念古文时轻轻摇晃着头，甚是陶醉；数学课老师谢国芳，花白头发，严肃认真，不苟言笑。 班主任老师刘隆惠教政治课，夏天，她身穿的粉红，苹果绿半透明短袖衫引起了同学们的好奇（那时候人们都穿布衣，布袜和布鞋），“刘老师，你穿的是甚麽衣服啊？”有人问道，“的确良，是我爱人从北京带回来的。”“喔，的确凉，硬是凉快呢！”同学羡慕地叹道。教英语课的是曾老师，她喜欢边念边走，徘徊在教室里。音乐课教室是在食堂后面的平房里，老师的姓名已经忘记，她中年留着短发，唱到高音时常常涨红了脸脖。她领着我们唱道：“跃进的时代跃进的歌，跃进的歌声震山河，歌唱第三个五年计划，奋发图强建祖国……”。
七中是排球重点中学，课余同学们都喜欢打排球。抱个球，围个圈，大家你托我垫，看球在空中飞旋，其乐融融。我喜欢在课间休息时看高年级同学打排球，看他们高超的球技，看他们矫健的动作。高一有个女同学“文革”中改名叫“葵”，她球打得很好，两条齐腰长辫梢上跳动的红头绳总是吸引我的目光，用现在的话说，我是她的“粉丝”。市体校曾来我班选了几名业余排球选手去训练，记得一位落选的排球迷竟哭了一鼻子。
未曾想到，美好的日子如此短暂。1966年暑假的一天，我途经成都工学院，一场别开生面的演出让我震撼：身穿绿军装、臂戴红袖套的男女青年唱着“拿起笔作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 ，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杀！杀！杀！”他们舞姿僵硬用力，挥拳踢腿，面红耳赤，汗如雨下，舞台上的灰尘在他们的脚下腾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第二学年开始，一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学入学考试废除，学校停课，校园里大字报铺天盖地。记得有高年级同学写了一张颇具文采的大字报：今天，特级教师白敦仁老师西装革履，手端茶缸，满面春风地走进教室，他眉飞色舞地在黑板上写上‘孔雀东南飞’，喔，原来白老师今天要讲‘孔雀东南飞’！接下来是对“封资修大毒草”‘孔雀东南飞’和白老师“散毒”的批判。我却因此知道了白敦仁老师和叙事长诗‘孔雀东南飞’(2016 年春回国期间看到一公园门口有“白敦仁先生藏书展”的广告，方知白老师文革后任教成都大学)。
有一天，我看见很多同学围打一位教生物课的女老师，也有几个同学奋力将那老师与追打她的同学们隔离开来。女老师脸上被抓打流着血，头发也被揪掉了几缕。听说这位老师是“特务”，不明就里的年轻人大多很容易就“群情激愤”起来，而那些保护者却是少数头脑清醒的人。
北京学生谭立夫著文鼓吹“自来红”、“血统论”，受其影响，同学们因家庭出身被分为红五类、黑五类。这段经历虽然短暂，却是日后班里每个同学不堪回首的往事。记得一次在主楼二层大厅里举行敬拜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人人手挥“毛主席语录”，念着“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永远健康”）的仪式后，有人开始宣讲“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文章，忽然宣讲人接到一张纸条，问“周总理出身于剥削阶级，又该怎样解释？”宣讲人大声喝道：“谁写的？！站出来！”没有人吭声，大厅里一片静默。
既然停课了，就应响应毛主席号召参加“文化大革命”。我参加了文艺宣传队，到校外演出。队员多是初中同学，演出的节目有表演唱“老俩口学毛选”等。有一次街头表演，一个队员悄悄对我说：“你看那个老太太用仇恨的眼光看我们，一定是个地主婆！”，于是，我们这些“革命小将”用警惕的眼光目送她颟跚离去。可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是在宣传队内部。一天晚上，我们在学校教室里练习唱歌，是一首新歌，简谱和歌词用毛笔大字抄在白纸上挂了起来。正当我们一句句练唱时，一名队员突然跳上课桌，激动地胀红了脸：“这是谁抄的？为甚麽把惊叹号写成问号！？”仔细一看，在歌词“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惊叹号之间稍有的连带使它们看起来颇像问号。抄写人，一个年龄比我稍大的女孩子顿时脸色煞白。事情尽管由于宣传队领导，一个高中学生的谅解而到此为止，但那惊恐的一幕仍令人心有余悸。
被革命热情激动着的校园革命行动不断翻新，年轻的同学们贴出大字报，宣示将自己父母取给自己的名字改得革命化，流行的新名字有：向东，永红，卫东，东风等。据说有人一天贴出三张大字报，三次更改名字，以使自己的革命化名字更加尽善尽美。
学校红卫兵组织何时成立，又为何有“红卫兵成都部队”， 简称“红成”与“毛泽东思想七中战斗队”，简称“毛七”，而我又为何偶尔会参加“红成”的一些活动，已不得而知。只记得一次参加“红成”会议时见过身穿旧军装的黄尚培同学坐在教室门口摆弄电子扩音设备，后来在他的追悼会上，我看到那个年轻鲜活的生命竟变成了担架上肿胀的尸体！他在去参军体检的路上，被对立派学生捉住，死于乱棍之下。
1967年，由江青鼓动“文攻武卫”到“武斗”乱象泛滥。我曾在我家窗口远远目睹学生队伍冲进军营抢夺枪支；在路边遇到长长的“抬尸游行”的车队；在夜晚听到不同派别武斗发出砰砰的枪响。直到有一天，我亲身经历了枪弹的“洗礼”。大约是在1967年夏秋，我随七中“红成”同学组成的队伍打着红旗，唱着歌到东郊参加声援同派工人组织的大会，队伍约十排，每排三人行进。接近目的地的一座桥上，另一派武装对我们开了枪，“砰砰”的子弹打在行进队伍旁的地上，溅起缕缕尘土。我心里有些紧张，但看看同学们，大家依然步伐整齐，歌声嘹亮，只是身旁的同班张同学不时低头看自己的脚。安全到达会场后才发现一粒子弹穿过她的鞋底，擦伤皮肤，钻进了我前面的一个外号叫“瓮头”的女生的脚后跟。“瓮头”是个漂亮，爱跳舞的女孩，她躺在东郊工厂区一家医院的床上，一只脚上缠着厚厚的沙布 - 子弹取出来了。
1968年工人宣传队进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让同学们重又相聚学校，但却并没有复课，在工宣队师傅的安排下读报、聊天。1968年12月的一天夜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工人，干部及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毕业的子女送到农村去，来一个动员。”1969年初，除少数投亲回乡的同学外，七中大部份同学集体下乡去了西昌冕宁务农，15 岁的我得以缓期。在工宣队的安排下，我于1970年16岁生日的前一天与七中和其它学校的学生离开成都，到德阳县插队务农。
我从七中“毕业”了。
秋韵 写于2016 年5月29日，本文已由四川省社科院“当代史资料”2018年第4期出版。
| 杭州阿立 (2019-01-09 12:46:40) |
| 点滴历史也珍贵。 |
| 秋韵 (2019-01-09 18:06:42) |
| 谢立兄共鸣！记录历史是亲历者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