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德道31号 - 9

9             赵金秀

开学后,从沧州转来个插班生,赵金秀。她个子不高,很墩实;胸膛圆滚滚的像只水桶,手指又短又粗,指甲很大很厚。眼睛成天眯着,细得来呀,像小竹篾在嫩豆腐上划的两条缝儿。面对面的时候,我从来不知道她是睁着眼打量呢,还是闭着眼打盹。就一点高洁比不了:顺从。这让我困扰,我时常被困扰:将来长大当空军呢,还是当矿工?领诺贝尔奖呢,还是领先进工作者奖?现在又多了一个麻烦:将来正式的女朋友是高洁呢,还是赵金秀?

 

可能我太淘气,搁现在说话,就是多动症。站不像站、坐不像坐,一会儿老实的时候也没有。我的三面全换成了女生,只保留右边的小胖,就这一个铁哥们,还是被赵金秀替换了。周老师没想到是,女生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但不能约束,反而助长我使坏。上课时,不是把前面的辫子绕在椅子背上,就是用胳膊肘子碰掉后面的铅笔盒,要不就踩左右两边同学的脚丫子,反正一会儿也不能闲着,反正她们都能忍受。从来不跟我冒火着急。

 

这天预备铃声响了,刘老六走上讲台,说赵金秀家里穷得丁当响,连棵大白菜也买不起。要吃菜了,就去捡别人不要的白菜帮子。他看见赵金秀在菜市场就是这个德性,说着装模作样地蹲下,贼眉鼠眼地往两边瞅了瞅,趁着人不注意,忙着从地下抓起个什么,赶快往怀里揣。惹得哄堂大笑,臊得赵金秀藏在桌子底下。我始终搞不懂,为什么一个人的不幸,会让那么多人开心。您相信“人之初,性本善”吗? 我不信,不点儿大的小屁孩就会欺负更弱小的孩子。

 

周老师走上讲台,等大家安静下来说:“今天上课前,我先给大家讲个故事:美国穷人可怜,连饭都吃不上。黑孩子汤姆只有在垃圾箱里找狗食罐头。同学们,你们生活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儿童,有什么理由看不起汤姆吗?”同学们说,我们不但不会看不起他,还要捐钱给他买面包。周老师说:“大家的心愿很好。钱,不用捐了,把那份好心留给身边的家庭生活困难的孩子们吧。”

 

几天后在小菜场还真碰上赵金秀了,亲眼看着她捡白菜帮子,心头不由得一颤,没敢打招呼,从她身边走过。我告诉奶奶:“蹲在路边拣菜叶的是我同学。家穷,连作业本都买不起。”奶奶回头看了看,没说啥。转天给我一毛四分钱:让我买两个作业本送给她。

 

自从收到那两个作业本之后,赵金秀就像变了个人似的,可知道打理自己了。原先脏兮兮的,乱蓬蓬的乱鸡窝般的有股儿怪味的头发,梳得像牛舔过般的光溜,散发着一股子黑肥皂的气味。补丁摞补丁的衣裳也洗得一干二净。这天上学还穿了双新鞋,自己家做的那种黑鞋面,红鞋口,白鞋边的新鞋。“穿新鞋,踩三脚”第一脚喜欢、第二脚嫉妒、第三脚恨。不是杜撰,当年天津孩子都这样——现在也好不到哪儿去,形式可能不同罢了。我不能只踩一下,踩住就不撒脚,踩住还不断地打着拍子。快下课时,她怯生生地问:“费明,我这只脚麻得厉害,换一只脚让你踩,行吗?”

 

同桌以后,她的话就多了。她告诉我,她爹是临时工,挣钱不多,还要寄给在平山县的奶奶;娘不上班,下面有四个弟弟,日子过得很紧。虽说同学们绝对不许男女生说话,我跟赵金秀交往,却没一个男生干涉,刘老六还没话找话。一天他拿来俩铅笔头儿,要跟我换整根的。我当然不愿意,他的铅笔连彩色都没有,我的还印着小人呢。他说:“两根多好?这根秃了,还能用那根。”想想也是,那就换吧;很快我的铅笔盒里全成了铅笔头儿。每天早晨,铅笔盒里所有的铅笔头儿都削得尖尖的,桌子擦得干干净净。我当然知道谁给我忙活,因为所有女生,除了赵金秀,都不再搭理我了。见面恶狠狠地瞪一眼,狠劲儿闭上眼,眼珠子在眼皮底下拧了180度,然后猛地一下子翻开眼皮,给我亮出俩白眼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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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晚上,姐姐说,她要带我去星火俱乐部。啥叫俱乐部?在哪儿?要门票吗?爸爸让去吗?姐姐说,俱乐部有咱爸的份子,不会不让咱去。在承德道33号,跟咱家只隔一条马路。那里早先是个律师事务所,两层楼,七八间屋,现在没有律师了,整个楼空着。俱乐部不但不要门票,还有各种小吃和游艺,白吃白玩。天底下有这等好事?我忙着穿上棉猴,跟着姐姐出门。

 

二楼大会议室挤得满满的,坐在前排中央的沈伯伯滔滔不绝地说:大家差不多都在烧钱。死不了,活常受。长痛不如短痛,干吗不帮着政府烧钱呢?大伙随声附和,是啊,真不如拿钱出来做点好事。小明他爸有说有笑,满脸是戏。我爸在一边没吭声,沾上政治的事儿他就不言语。广源货栈的谭伯也来了,坐在另一个角落里。

 

下一个发言的是小明他爸爸,仁和药房的李老板。刚说两句,会议室的大门打开,穿呢子风衣的张阿姨立在门口。自然下垂的卷发像挂在头上的一束束麦穗,原本稀疏的头发装扮得很茂密。脸上淡淡地上了点妆,看不出刻意打扮,却添了几分自然美。长久没有得到如此众多的关注,显得一点点兴奋。她慢慢地转身,将温和亲切的目光一一投向所有的瞩目者。

 

她身后跟着聂大爷,黑色的瓜皮帽,半旧的棉袍外一件咖啡色的马甲。好久没见,没想到在这里碰着。

 

沈伯伯大声说:“老李,别说了。歌星到,来,热闹起来。”二楼响起了锣鼓,聂大爷二胡,沈伯伯定音鼓,李老板月琴。张阿姨上台,唱《何日君再来》《橘子熟了》和一个说不上名的江南小调。接着沈伯伯把定音鼓换成檀板、单皮鼓,聂大爷把二胡换成京胡,咿咿呀呀拉了两下,大院张先生的女公子走上台来。她就是远近知名的大美人儿,日后红遍京津的名旦,张君秋先生的关门弟子张芝兰,她的大相片在中国照相馆的橱窗里,一摆就是十几年。那会儿她十六七,大辫儿,白白净净。她唱的是《女起解》和《霸王别姬》。

 

我和姐姐没等张大姐唱完,就去游艺室。那儿有小人书,克朗棋、围棋、象棋、扑克,还有瓜子,水果糖。房间里面挤得满满的,都是我这么大的孩子。没想到在人群里见着赵金秀, “你怎么来了?”“我不能来吗?”她的眼睛笑得像两条曲线:“俺爹带我来的。”“你爹?”“在那儿。”她指着南边墙根儿说。角落里坐着个大个子,手上拿着小本儿,不停地记着什么。我认出来了,是赵发达。我说赵金秀咋这么眼热,像在哪儿见过似的?原来她是赵发达的闺女。

 

姐姐问:“你刚才跟谁说话?”

“刚才跟好几个人说话了,你问哪个?”

 

她做了个坏相,把两眼眯起来说:“知道我说谁了吧?”

我说:“赵金秀,刚来的插班生。

 

又呆了一会儿,姐姐放下小人书,说她困了,想回家。我装着没听见,好容易才有了这么个好玩的地方,我才不走呢。她气呼呼地说,这是我告诉你,带你来的。你要这样,再有好事,看我还告诉你!

 

这时大厅里的轻音乐停了,“听见没有,人们不再跳舞了,咱们该回家了。”姐姐说着拉着我就往外走。走到门口,歌声再次响起。我听出来了,是张阿姨在唱“青线线、蓝线线”。“走,咱们去听奶奶最喜欢唱的陕北民歌。”拉着姐姐进了舞厅。刚才跳舞时,椅子凳子挪到墙边;这会儿,人们站在舞厅中央。黑压压的一片。后背挡住视线,我们挤过人群,蹲在前排。张阿姨唱得好极了,比那天在我家唱得还要好。她会的歌儿可真多,从陕北民歌,唱到外国民歌。最后一首是俄罗斯民歌,姐姐说,她在咱家就唱过,当她唱到“让我们的心上人自己去猜想”时,我想起她和聂大爷一起进来时的亲热劲儿,终于知道她的心上人是谁了。

 

我告诉高洁,王发,小明,小胖、沈同,小四儿这个白吃,白喝,白看,白玩的好去处。每到礼拜六晚上,我们就在那儿玩啊,吃啊,看啊,疯啊。

 

好景不长,没过几个礼拜,俱乐部关门了。我们都不信:小人书还没看够,怎么能关门呢。跑去一看,果然上了锁,门上还挂着张启事,说奉上级指示,俱乐部无限期关门。大门口人们议论纷纷,说有人告了黑状,上面才下令把门给关了。我们在门口大骂:谁这么可恨?谁是告密的奸细!








司马冰 (2013-11-20 00:01:13)

奶奶真是好人,照顾下人,心还那么细,联想全面读过的奶奶的经历和做为,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

若敏 (2013-11-20 01:30:49)

看下来,我最佩服的第一是奶奶,第二是妈妈,都是特别大气,宽容,又特别睿智的女性。

费明 (2013-11-20 17:15:27)

六十年代,大家都穷得叮当响,只有奶奶富有,香港的姑姑,台湾的表伯(台湾的国防部长郑为元)时常给她寄钱。她哪年也要带着我们下一两回饭馆。一进门,几个服务员就主动过来搀扶老人家。——被她的慈祥感召了。

费明 (2013-11-20 17:16:05)

我见过很多和她们一样的那时间中国女性的风范。下一部中篇是我们搬家后,在新地址时的故事,奶奶的形象会更加丰满。

雨林 (2013-11-20 03:36:57)

费明兄笔下的细节也让我感叹。写耳朵的那一段文字让老旧的黑白影片舒展开来了, 因为温情,

(btw,CND那里新发表的《细雨霏霏的黎明》让我十分感动,静静地读了两遍)。

费明 (2013-11-20 05:03:46)

说真话,我的表述能力真不咋地,总是说不明白。有时候更差劲,连想也没想清楚。你不知道我这个人有多性急。姐姐说我小时候在上海,不过三岁,只要汽车一停,我就往前拱肚子。

《细雨》没有写好,很可惜。因为那里是不可以改动的。

予微 (2013-12-18 03:56:08)

这天查完了,回到账房,谭伯就跟奶奶讲价钱:“七妈,您的货出不去,咋好意思一直收钱呢?”说着就从口袋里掏出一沓预备好的票子。奶奶自然不接:“谭老板,那么大的后院空着,你也没啥进账。都一样,就别客气了。三五反运动后,虎仔他爸的生意不许做,贸易行还不能关,耗着,等着把钱烧光。白烧还不如花了报账,烧光拉倒。您啦,帮个忙吧。”

这段对话很形象,读着仿佛见着两个有情有义的老人,“您啦,帮个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