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衢州出发后的第三天进入江西，到达上饶时已是夜晚。著名的上饶集中营就在此地。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把4000多名新四军官兵囚禁在上饶集中营。1942年6月因日本侵略军逼近上饶，集中营撤离上饶，向福建转移，期间发生了茅家岭暴动和赤石暴动。
我们在上饶多待一天，那天是12月26日，是伟大领袖的生日。我们参观了位于茅家岭的革命烈士纪念馆，还到上饶集中营烈士陵园去种树，在红色的土地上挖坑，种下松树。记得我还去厨房帮忙烧火，把刚砍下的松枝塞进炉膛，那青翠的松针一下就燃起火来，烧得很旺。以前我在浦东乡下表姐家曾帮忙烧火，往炉膛里塞的是干燥的稻草，没想到新鲜松树居然如此容易燃烧。
离开上饶继续步行，另一队中学生长征队与我们结伴同行，他们来自浙江山区，山里的孩子，名字中大都带“溪”字，现在只记得其中一位叫“陈葛溪”，浙江小同学们和我们相处很好。听他们讲起山里的生活，说最喜欢到山里打柴等等，我们上海人感到非常新奇。
上饶之后的下一个住宿地方是横峰镇，这是当年方志敏打游击战的地方。那天晚上到达横峰镇时，街上人头济济地在看大字报，那上面指責老紅軍给红卫兵囘憶當年打游擊时，只講怎么找吃的来填饱肚子，丝毫不谈革命的意义，立场不坚定！等等。我们太累，无暇详看大字报，匆匆而过，到接待站后就休息了。多年后才知道，上饶和横峰北面就是三清山，如今成了著名的旅遊勝地。
第二天从横峰出发，继续向西，沿路的风景优美，中午在弋阳时，看见河边渔民用鱼鹰抓鱼，很有趣。晚上在贵溪住宿。再步行一天，就到了鹰潭。我们按接待站提供的地图，每天向下一个目的地行进，走得大都是小路，穿过一个个小镇小村庄，大多数的房屋破旧，墙上贴着红红绿绿的大标语，除了“打倒刘少奇”的大标语外，还有打倒一系列当地的各级领导，而且任何古迹都属“四旧”，均都被涂抹破坏，甚至摧毁。文革浪潮已经深入到中国每个角落，就连那些偏僻的小村庄也不能幸免。当今的中国，处处有文化古迹成为旅游胜地，招揽游客。以我当年步行串联的经验，文革前的任何中国名胜古迹都没能够逃过文革的洗劫，它们都经过文革后的整修甚至重建。
从贵溪出发来到鹰潭，这是一个很发达的城市，是江西省的交通重镇，沪赣铁路与鹰厦铁路的在此地交汇，鹰厦铁路从这里出发直通厦门。我们在鹰潭停留一天，记得市里有一个鹰潭公园，内有一深潭，大概鹰潭因此得名。
离开鹰潭，向余江出发，伟大领袖的两首七律诗歌“送瘟神”，就是在读了余江县消灭血吸虫病的报道后“浮想联翩”“夜不能寐”而创作的。我们当然要去朝拜一番。在前往余江的乡村道路上，曾遇到一人问我们，是否是来此游玩的？原来龙虎山风景区就在附近。可惜我们没去那里，而是匆匆赶往余江。不过，那地区的地貌奇特，有大块的红色岩石。而且那种红色岩石很容易切割成砖块，在乡村行走时常见大岩石上留下的方方整整的大坑，是开采砖石后留下的，砖块的尺寸一般为截面7寸见方长一尺半。当地的房屋，大到鹰潭市里的高楼大厦，小到村庄里的猪圈，都用这种红色的大砖块建成，是这个地区的独特建筑风格。
这段时期，同行的小惠病了。她一直走得慢，近日来身上和脸都浮肿起来。到了余江我们去当地的诊所看病，我问医生，她的浮肿是否因营养不良引起的？医生瞪了我一眼：“接待站里吃的都是白米饭，怎么会营养不良？”是啊，我们每天在接待站吃的都是水煮萝卜白米饭，感到很艰苦，但是在当地人看来，那已经是很幸福了。小惠的尿液化验报告显示，她患了急性肾炎，不能再继续步行串联了。大家决定，由我陪同小惠乘火车前往南昌就医，其餘人繼續步行，三日後在南昌會合。我们到火车站，虽然那时已不允许学生免费乘车，但是有医生证明，需要去南昌就医，还是让我们俩乘上火车，到南昌后，小惠立即住进江西医学院的附属医院。小惠的父亲是军医院里的医生，得知女儿生病，写信来安慰，说生了此病是件好事，希望她能安心养病。
三天后，我们长征队成员都到达南昌，他们在余江到南昌的路上，加快速度，有时日行40公里，到达南昌。大家会合后，一起入住江西宾馆。
江西宾馆是个豪华的宾馆，离小惠住的医院不远，我们没有经过接待站的介绍，直接到宾馆要求入住，那接待人员开始不肯，但是经不起上海小李的软磨硬缠，最终答应给我们安排住宿，江西宾馆里面住满了串联的学生。与我们女生同住一房的是两位上海女大学生，把房间弄得很干净温馨。然而，宾馆的总体环境很脏，走廊边都堆着垃圾。一天，我到楼下的公共厕所，推门进去，赫然见到马桶圈上堆着一大坨粪便，赶快退出。北方人只习惯蹲便，江西宾馆没有蹲便器，所以公共厕所里面肮脏不堪。不过，江西宾馆提供的步行串联服务很周到，分发军帽，草鞋，徽章等，甚至还有贷款服务。我们各人领到一顶军帽和一双步行的布草鞋，布草鞋是用涂了橡胶的针织棉布条编织成的。我从上海出发时带钱已化去不少，在路上写信给妈妈，请她寄钱到南昌邮电总局，到了南昌，妈妈寄来的钱已经在邮电局等我了。
南昌是个革命城市，1921年8月1日南昌起义，诞生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南昌的许多地方都以“八一”命名：八一大道，八一广场，等等，有许多革命纪念处可去朝拜，我们参观了江西革命烈士纪念堂。在那里看到刘和珍的遗像，刘和珍是江西南昌人，1926年3月18日在领导北京女师大的学潮中牺牲，我们的中学语文教科书中有鲁迅先生的《纪念刘和珍君》一文。
在革命烈士纪念堂前有南昌东方红照相馆提供照相服务。不记得那时是如何安排拍照的，应该是付了钱，留下了地址，他们照相后寄到我家。这是我们在步行串联中唯一的一次照相机会，从而留下了两张珍贵的照片。一张是我们11人的长征队的合影，浙江小同学们蹲在前排，手里捧着那面“向着红太阳升起的地方”的小旗。另一张是我和小梅的合影。照片里，我们头戴绿军帽，胸佩红像章，手捧毛语录，打满补丁的长裤，露出脚趾的鞋子，虔诚地傻笑着。
我们11人的长征队在江西革命烈士纪念堂前的集体照。后排左起：上海小李，山东老李，我，小梅，小惠，小玲。
我和小梅在革命烈士纪念堂前合影。
在南昌，小梅遇到了同班的东方红长征队的男生，他们正在南昌工廠裏學工，后来得知，他们学工一个月后回上海了。那时，大批学生拥到了井岡山地區，那里瘟疫开始流行，已有几个串联學生不治身亡。各接待站都勸阻步行串联隊，不要前往井岡山。
每到大城市后，各个步行串联队都会重组，这似乎成了一个规律。我们离开南昌时，11人组成的长征队解散了，浙江小同学们回浙江，老李回山东，小惠回上海养病，小玲决定与上海小李一起前往武汉。我和小梅继续前往井岗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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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1月中旬，我和小梅离开南昌，继续步行串联，前往井冈山。走出南昌市区不远，遇到等候在路边的解放军战士，他们客气地劝说我们不要前往井岡山，那里正在流行传染病。我们谢过解放军的好意，继续向南行进。现在回想起来，很难理解那时的执着，也许是那时的人命贱，不怕瘟疫，如今日子好过了，大家都在养身保命。
我们两人沿公路向南步行，目标是吉安。这条公路是江西南北方向的主干道，公路上交通繁忙，一辆辆大卡车从我们身上飞驶而过，两个人在公路边默默地走着，脚上穿着接待站发的布草鞋，同行的长征队看到我们，竖起大拇指表示赞赏。
那段路程最令人难忍的不是劳累，而是思想的饥渴，无话可聊，无文字可读，无歌曲可唱，每天都是单调地向前行走，至今还记得脑子里那种单调空洞的感觉，那不是孤独无援或悲凉的感觉，当时可以选择回家，没人逼我们，但是我们就是想到井岗山去，即使脑子里空荡荡的，还是每天木然地沿着公路向前走着。
现在怎么都想不起那段路程的沿途景色和住宿城镇。南昌到吉安，距离222公里，按每天步行30公里的能力计算，估计花了8天多才走到吉安。记得一天傍晚走近小镇，实在太累了，就在镇外的路灯下歇息，先坐在地上，后来干脆躺下，呆望着头顶上的路灯和夜色朦胧的天空，歇了一个多小时后才勉强站起来，走进镇里，找到接待站住下。第二天就在这个小镇上休息一天。当我们再次走到那晚休息的路灯处，原来此处离接待站连500米都不到！人在极度疲劳时，哪怕只有几米路都挪动不了。
留在记忆里的还有一次我们俩乘船过河的情景，渡船是一条大木船，时近黄昏，在昏暗的船舱里，我们和十几位老乡面对面地挤坐着，他们对我们很好奇，回答说是从上海来，要到井岗山去，老乡们露出善意的微笑。
到了吉安后，离开江西南北主干道，向西南行进，目标是井岗山的茨坪。吉安离茨坪120公里左右，需要走三天。途中，看到公路旁的山坡上有一坟墓，几位串联学生围着墓碑观看，我们也走上前去，原来是串联到井岗山的病故学生的墓地，可惜了，年轻的生命从此长眠在井岗山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