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作者信息

关令尹的头像
下线
上次登录: 1个月 1 周 之前
注册: 04/03/2017 - 01:42
积分: 543

你在这里

甄教授的传道书01关于我风流事迹的传闻大抵不虚

 

致英华大学中共党部暨思想改造委员会:

 

本人甄国维,字四张,生于1896年(清光绪廿二年),上海老城厢人氏。1918年从上海英华大学国文系毕业,此后长期留校任教。1933年升任正教授,1945年起担任历史系主任。曾娶有一妻,育有一子,1946年离婚,单身至今。

够了,时间宝贵,生命有限,我们还是节省些笔墨,打开天窗讲亮话吧——

 

 

 关于我风流事迹的传闻大抵不虚

 

 

我晓得,各位真正想看的并不是我档案里的废话。你们之所以要求我作一份交代三四十年代经历的自传,是因为最近有几个瘪三在背后戳我的壁脚[1],向你们告发了我在孤岛时期的若干所谓的“罪状”。除去几件捕风捉影、无伤大雅的小事之外,他们口中甄某人的“罪状”大略是有两条:第一,道德败坏,生活腐化堕落,和自己的女学生婚外姘居;第二,有反革命嫌疑,与国民党反动派勾结,向他们倒卖了大量的国家文物。

不错,我可以直截了当地告诉你们:这两件事情全都是真的,它们确确实实发生过。不过我从不认为自己在这两件事上有什么过错,它们并不是我的罪行,恰恰相反,它们是我在那个风流时代留下的光辉足迹,昭显了我甄某人的仁慈、睿智、正直、担当,以及合乎教授身份的高尚品味。一言以蔽之,我以做过这两件事为荣。接下来,我将言简意赅地向你们证明这个论点。

首先,有必要重申一条文明社会的常识:在双方自觉自愿的基础上与自己的女学生发生爱与性的关系,这是一个大学教授合情合理合法的正当权利,非但不应受到指责,而且足以传为佳话。你们撑起来当大旗的那个鲁迅,他不是也勾搭上了他在北师范教书时的女学生许广平,跟她婚外同居了十多年,从北平同居到广州,从广州同居到上海,直到他本人生肺病进棺材么?那么依你们之见,这位伟大的革命思想家、左翼大文豪,他的“道德”是否也有“败坏”之嫌?他的私“生活”是不是也有那么几分的“腐化”和“堕落”?

周某人有他的小刺猬,我也有我的。

毋庸讳言,我曾经的小刺猬,她芳名贾君芳,1917年生,一位鹅蛋脸、身段修长的秦淮美人。君芳出身南京望族、书香门第,从小养成了良好的古典文化修养,做得一手工整的古诗词。更难得的是,她并不是一位典型的大家小姐,兰心蕙质却少有古板之气,她很有几分冰雪聪明,确切点讲,应该是古灵精怪。在英华读书时,君芳最拿手的就是写各色讽刺题材的古诗词,讽刺时风,讽刺政府,讽刺校方,同时还不忘讽刺当时臭遍了大半个上海滩的学生爱国打砸抢运动。她的讽刺诗优雅而犀利,不粗俗露骨,却每每总能挠中痒处。我当时认为,君芳是一位比较擅长独立思考的,具备一定主见的新女性(直到如今,尽管伊人已逝多年,我依然坚持上述观点,君芳的志趣和见识要胜过我大部分的男学生,更不用说那帮一天到晚只晓得对着小镜子搽粉涂口红的十三点了)。自从她在校刊上发了一首以我为讽刺对象的七律诗后,我就暗地里下了决心:一定要把这只小刺猬捉到手。

可事情进行得并不顺利。君芳毕竟不是寻常的女生,她是当时英华大学皇后总决选的三名候选人之一。单单是在校内,她至少就有一个排的异性崇拜者,其中不乏家里有钱有闲,本人又有几分卖相和歪才的小赤佬。纵然本教授仪表堂堂,风度翩翩,一时半会也还是得不了手,所幸的是,其他人也没有。君芳眼眶很高,将所有追求者戏弄于鼓掌之间。据说,最接近成功的是经济学系一个姓谭的(具体名字我忘了,你们应该很容易查到),大君芳一级。在他哈巴狗一样的死乞白赖之下,君芳终于答应和他一起看一场电影。君芳收下电影票的时候,姓谭的小赤佬想来是兴奋得不行,好像胸膛里装了五百只麻雀。可几天后,当他去剧院赴约时,这小赤佬完全就开心不起来了。姓谭的万万没想到,君芳调换了他送的那张电影票。原票的座位在一楼,君芳把座位换到了二楼,结果,两个人在同一家剧院的不同楼面看了电影,因为看的是同一场电影,所以并没有违反“一起看电影”的约定。很狡猾,很残忍,不是么?听说了这件事后,我越发地迷恋她了。

在渴望和失望的交替中,一年多的时光蹉跎而过。直到1937年底,我才逮准了机会,终于把这只小刺猬装进了我金制的小笼子,赢得了每天清晨抚弄她软刺的特权。

事情说来也简单。八一三沪战一爆发,英华大学就从上海迁到了内地,先是到武汉,后来又到了成都。教职人员大多随校西迁,不过大部分的学生都被留在了上海,君芳也是其中之一。当时江浙一片大乱,她和南京家里失去了联系,也断绝了经济来源。原先追她的那些狂蜂浪蝶纷纷作鸟兽散,自保不暇。君芳很快就发现,在大上海这座孤岛上,她真正能依靠的人只有一百零一个,那就是——她的老师,我,甄国维。

作为一个负责任、有远见的男人。在为小刺猬准备金笼子之前,我必须处理好自己的家庭问题。为免唐突,有必要先插叙一段我的小家庭背景。

本人结婚很早,算是家里的包办婚姻。妻子是老城厢一个教书匠的女儿,相貌平平,学识落伍,性格也无趣得很,不过颇具传统社会也就是你们所谓的“封建社会”的妇德,安分、不多事、吃苦耐劳,家务活操持得还算不错,缺点就是认死理,爱较真。我们只生了一个孩子,是个儿子,37年时刚满20岁,正在私立交通大学就读。八一三开战前夕,我把妻子和儿子托付了交大的朋友,让他们先一步撤到内地,我留在上海处理家产,稍后赶去与他们会合。实际上,我放了他们鸽子。这也是情非得已。你们应该体会得到,对于我妻子这样的女人,要跟她讲明婚姻自由的道理,让她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是何等地困难,简直难如上青天!因此,战乱成了最好的机会。至于我儿子,讲句良心话,我没有一点点对不起他的地方。到37年夏天为止,我已经足足养了这小子二十年,让他吃得好穿得好玩得好受到良好的教育。要晓得,在我自己二十岁的时候,我家已经破了产,我是靠勤工俭学和奖学金才辛辛苦苦读完了大学,靠自己的努力和聪明才智在这个社会上站稳了脚跟。我儿子已经二十岁了,已经算是个男人了,让他在外头历练一下没什么坏处,这完全是为他的长远前途考虑。后来事实证明:我的这一决策是相当英明、十分正确的。

总之,在顺利解决家庭问题后不久,我就把小刺猬接进了我的小房子。当时我在上海总共有三处房产:一是老城厢的祖屋,那是给我母亲养老的。二是在贝当路的一套两层楼的小洋房,本来是我们三口之家的住所。我并没有让君芳住进来,原因是多方面的,最重要是,在经历了多年家庭生活的折磨后,我想好好享受一下自由自在的单身时光。我把情人安排在了最后一处房产中,那是陆家路的一套一室一厅的高层小公寓,本来是买下来出租的,现在正好用来藏娇。寸有所长,尺有所短,要是让我给君芳的家务能力打分的话,那只能是不及格。这只小刺猬从小娇生惯养,漫说洗衣和烧饭,就连收拾一下房间也有千难万险。为此,我特地为她找了一个年轻的苏州娘姨[2],名叫宝娣。除了照顾她饮食起居之外,这个宝娣还另有一功,具体来讲,就是陪君芳散步、理发、上公司、看电影、吃咖啡……简言之,陪她做一切她喜欢做的事。当时我忙于生计,时间有限,所以很有必要为君芳寻一个贴心又贴身的女伴,免得我不在时她过于空虚寂寞,一时冲动,做出一些不太明智的,让我和她都后悔的事情来。就这样,在法租界的孤岛上,我和君芳在开始了同居生活。

读到这里,作为经济决定论者的你们肯定忍不住要发问:甄国维你不过是个穷教授,每个月就这么点薪水,怎么买得起两套房子?英华大学内迁后,你这家伙明明已经失了业,哪来的钱养女人,还请娘姨?莫非,真做了什么见不得光的勾当?

少安毋躁,且听我慢慢道来。

我想你们也早有耳闻,在漫长的二、三、四十年代,除了英华大学教授之外,我还有另一重社会身份:古董鉴定家兼古董商人。

我家过去在老城厢开过一爿古董店,耳濡目染之下,我从小就对这玩意产生了兴趣。后来读大学期间,为筹集学费,我到文史博物馆当了兼职馆员,接触到了馆内各式各样的藏品,几年下来练成了火眼金睛,成了文物鉴定的行家。在当助教后不久,我就开始做起了古董生意,最初是帮买家鉴定真伪,赚到几千块原始资本后,我就进一步当起了中间商。20年代末,我跟几个同道的朋友一同创立了一个名叫“中法古董鉴赏联谊会”的组织,其实就是一个私人集资的古董倒卖机构,以非商业组织的名义向法租界公董局呈报备案,好处就是用不着加税。联谊会的核心成员一共有五人,全是大学文史专业的教授和副教授:我、章XX、贺XX、陶XX,还有许XX。许XX负责组织召集,其他四人根据术业专攻的不同,分别负责一类文物的鉴定和买卖。我负责金石,章XX负责字画,贺XX负责古版书,陶XX负责陶瓷杂器。我们的生意做得很顺利,到30年代中期,联谊会已经发展到了五十多人的规模。依靠会费收入,我们编辑出版了自己的月刊,一时间锋头甚健,蜚声海内外收藏界。

可惜天有不测不风云,八一三战端一开,经济封锁,物价飞涨。文物这玩意,什么“国宝”、“文化”,说穿了也就是奢侈品的一种。跟其他奢侈品一样,文物古董也是“最晚进门,最早出门”,繁荣时期固然身价不菲,经济一坏也就跌得不像样子了。不过即便行情连年走低,孤岛上的古董生意也未必不值得一做,主要是看你到底老不老举[3],会不会做。

38年初的时候,我们的联谊会已经大幅缩水,会员纷纷退出,从五十多人锐减到了区区十五六号人。组织想要继续生存下去,就必须改变经营策略。过去我们主要是为私人买卖提供中介,这招在孤岛时期是行不通的。当时通货膨胀一天比一天严重,私人古董藏家要么深藏不卖,要么就是贱价出售,他们基本上已经失去了购买能力。当时最有收购能力就是政府和社会机构。经过一番商议,我们五人组决定改弦易张,充当私人卖家和机构买家之间的中间商。许XX跟国民党CC派一个大佬很有些交情,他帮我们跟重庆政府的文化部接上了头。那时候,重庆政府正好想要弄点东西充充门面,帮自家立立牌坊,顺便鼓舞一下抗战士气。于是他们跟我们一拍即合,开始以“为国家保存文物”的名义进行古董交易。我们帮联谊会改了个名字,就叫做“江南文物保护同志会”。我们先是通过英法轮船公司把收集到的古董走海路运到香港,然后再转飞机运到重庆。既然是生意,肯定是以盈利为目的,我们不是蜡烛,不可能白做。虽然名义上是帮政府代购,但每笔货除去运输和储存费用,我们会酌情拿百分之十到十五的差价。我们五个都是人,都要生存,而且当时做这档生意风险很大,这点赚头根本算不了什么,也就是些小菜铜钿而已。

但仅仅“生存”是不够的,我们还要“生活”。为了维持合乎我们身份的体面生活,我们五人组一致认为,很有必要进一步拓展同志会的业务范围。当时全上海势力最大,财力最强,开价最高的文物买家就是日本人的东亚同文书院。同一档次的古董,同文书院开出的收购价最起码是重庆政府的两倍。没理由跟钱过不去,所以自然而然地,我们又跟日本人接上了头。

读到这里,我猜各位的心情应该是十分的激动,有的人已经忍不住开始摩拳擦掌了。本来,你们只晓得我跟重庆的交易,大概想借此给我安一个“反动知识分子”的罪名,谁能想到我当年还跟日本人有一脚?

贵党部,还有向贵党部打小报告的那几个盎三货[4],你们这些人当然是不可能想得到。实际上,知道这件事的中国人绝不超过十个人,这几年来死的死,跑的跑,如今还留在上海的也只剩下了我一个。

当年我们确实做得非常小心,绝不直接跟日方接触,而是通过一个中间人。此人名叫沈重光,说来也巧,他是英华大学的37届毕业生,曾和我有过一段师生之谊。不过这段师生之谊实在是有些不堪回首。平心而论,姓沈的是我所有学生当中最差的一个。这家伙就是个小抖乱,进大学根本就不是为了读书,成天旷课搞联谊、贴海报、演话剧,参加各种游行集会,跟一帮十三点校花搅在一起,总之,什么流行就搞什么。唉,一个礼拜七天功夫,他要是有一天用在功课上,那就该谢天谢地了。沈重光虽然不务正业,但不可否认,这小子投机取巧的本事确实了得。四年下来,居然没一门功课不及格,拉死客[5]还交上了一篇东拼西凑的所谓毕业论文,老天,幸好你们没读过,那东西也配称为“论文”么?简直狗屁不通!作为他毕业论文的指导教师,那段日子我实在是熬鸾得很。而接下来的事情大大出乎了我的意料:论文评审会居然放这小子过关了,轻轻松松让他拿到了学士文凭!后来才晓得,原来这小赤佬手眼通天,一番纵横捭阖,居然买通了政治部主任,硬是放他过了论文答辩。不得不承认,沈重光确实是有一套,头子活络,毫无原则,完全可以用朝秦暮楚来形容。小赤佬八一三前还是在抗日游行队伍的扛旗手,38年中旬看到他时,他已经摇身一变,成了东亚同文书院的编外助教,原先的黑中山装换成了一套白西装,还猢狲拆把戏[6]地戴了一副金丝边平光眼镜。以沈重光的学问当然不可能真的去教书,事实上,日本人是利用他的社会关系帮他们收集散落在上海民间的文物。也正是凭借那么一点名义上的师生之谊,我们通过他跟东亚同文书院做起了生意,名义上的买家自然不会是同文书院,而是沈重光个人。这样做不仅隐秘、安全,而且获利格外丰厚。沈重光不学无术,在文物鉴定方面就是个假老鸾[7],汉玉和唐玉分不清楚也就算了,他就连用翻砂法伪造的青铜器也认不出来,竟说上面密密麻麻的砂眼是年代久远所致!我十二分地肯定,他当年之所以考得过我的“金石学入门”课,绝对靠的是作弊。对于这样一个寿头寿脑[8]的阿曲死[9],不骗他一骗可真是暴殄天物。通过沈重光,我们卖给日本人的文物常常是真假参半。不过我们卖给重庆政府的文物基本上全是真品,因为我们晓得,中央博物院那几个老棺材[10]眼光毒得很,不能拿他们当崇明人阿爹[11]。就这样,困守孤岛的我们大玩两头把戏,三年间连发了百十笔小财。谁也没想到,不知不觉,大祸已经临头。

在叙述这场我人生中最大的飞来横祸之前,我有必要为我本人以及我们文物保护同志会做最低限度的辩护。

我想说的是,我们在孤岛上进行的文物古董买卖属于纯粹的商业行为,丝毫不涉及任何政治上的违法嫌疑。

向国民政府出卖文物完全是正当行为。在那个时代,所谓的“国民党反动派”是唯一全体国民都承认的,足以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就连你们共产党也不得不承认他们。当时你们的军队用的是什么旗号?难道不是“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么?既然连你们都可以倾全党之力与“反动派”合作,那我们这些无党派人士为什么不可以?

向日本人出卖文物同样也是正当行为。东亚同文书院只不过是个半官方的文化特务机构。当时直接跟日伪官方做交易的人也大有人在,你们共产党不也是其中之一么?你们从根据地把香烟、鸦片运到沦陷区,从伪军和日伪政府手上换来枪支弹药、军需物资。毒品军火尚且卖得,区区古董又如何卖不得?

之前讲过,古董文物跟普通的奢侈品没有本质上的差别。跟其他奢侈品一样,文物买卖也不外乎是一个投资项目,跟股票啊,黄金啊,还有现在被你们炒得昏天黑地的爱国公债,其实全都是一回事。什么“保护国宝”呀、“保存文化”呀,其实不过是个借口。想想看,要是这些破铜烂铁真的全都保存下来了,那我们国家、我们民族还能有进步和发展的空间么?你们整天说要推动社会进步,提倡新文化,破除旧风俗,应该不至于是讲一套做一套吧?我们把你们眼中的“封建文化”、“腐朽事物”卖给了日本人,将它们从中华大地上清除了出去,按照你们的评价标准,天地良心,我们的行为非但毫无罪过,还算是立了一大功呢!哼哼!

好了,我的辩护到此为止。甄某人我自问从不是什么道学家。今天扯了那么一大通无聊的废话,完全是为了切题考虑。毕竟再怎么讲,这也是一份所谓的“思想改造自传”。只不过,有一点必须明确——改造的对象并不是我甄某人,而是你们这帮智力和趣味都亟待提高的洋盘[12]。你们的犹太导师不也讲了么,无产阶级只有先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依照他滑稽的辩证法,这句话反过来讲也是成立的:你们这帮洋盘只有先解放了你们自己,然后才能解放全人类。所以,为了全人类的进步,我,甄国维教授,有必要暂且放低自己的身段,从你们全都能理解的俗浅道理入手,前来解放你们,启迪你们,对你们那塞满了贪欲、偏执和浅陋愚见的头脑实行一番大幅度的改造。

本教授历来注重言传身教。因此,我特地选取了我本人的一段经历来作为你们思想改造的教材。毫无疑问,这是一段异常珍贵、可遇而不可求,能给人极深启示和巨大教益的奇妙经历。

本节可看作是正式开场前的一出序幕,它有如一碟精致的小冷盆,主要有二个用处:其一,照顾汝等庸俗的道德胃口,以减轻你们在接下来的阅读中可能发生的严重消化不良;其二,对我的出身和行状作简要的介绍,好让你们晓得甄国维大约是个怎样的人,为接下来他所要经历的不凡事件作必要之铺垫。唯有特别之人才能有特别之经历。这道理跟你们的那些个“革命文学”是一样的:故事的开头总是千篇一律,你们的作家总会介绍主人公是如何出身庶民阶层,从小备受地主和资本家的剥削,在苦大仇深中萌生出最初的阶级觉悟,从而迎来了投身革命的人生转折点云云。

闲话少叙,我们且上正菜——

 

 



[1]戳壁脚:上海方言,意谓在背地里告发他人、揭人短处。原文无注,本文所有注释均为整理者所加。

[2]娘姨:已婚女佣。

[3]老举:内行人、老于世故者。“举”是“鬼”的沪语读音。

[4]盎三货:下流龌龊、人品低劣者。“盎三”是英文on sale的音译,意谓不值钱。

[5]拉死客:最后、末尾,英文last car(末班车)的音译。

[6]猢狲拆把戏:人模狗样、沐猴而冠之义。

[7]假老鸾:假充内行者。

[8]寿头寿脑:愚蠢,形容词。

[9]阿曲死:蠢货,名词。

[10]老棺材:老而不死者。

[11]崇明人阿爹:老而无见识、易于受骗上当者。

[12]洋盘:初来乍到,无见识无经验的年轻人,英文young boor的音译。

分类: 
连接到论坛: 
Drupal theme by pixeljets.com D7 ver.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