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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燕山大讲堂189期 华语文学大家谈

2012-11-30 15:43  腾讯   
字号：T|T
（抱歉，视频转不过来）
嘉宾（排名以发言先后为序）：
张桐（《世界华人周刊》编委会主任）
海 云（美国华文作家）
曾晓文（加拿大华文作家）
王 威（美国华文作家，《世界华人周刊》副社长）
杨恒均（香港天大研究院研究员，《世界华人周刊》总编辑）
主 办：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
承 办：腾讯评论
时 间：2012年11月22日（周四）下午15：00-17：00
地 点：北京海淀区知春路49号希格玛大厦B1小礼堂
主持人：杨子云
 
 
张桐：世界华文文学是没有国界的文学，是有祖国的文学，祖国就是中国，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文化，是每位作家骨子里的文化承传。
海云：年轻时追求时尚，恨不得把自己完全融入异乡文化中，到现在却发现中国文化在我的血液中永远无法摆脱。
曾晓文：中国文学离世界文学并不遥远，因为人都有共性，文学讲述的都是人类的共性。
王 威：作家不用把目标定在诺贝尔文学奖上，安下心来，沉静下来，用自己的眼光完整的观察世界和人生，按照自己的心路历程，按照自己想的东西去创作。
杨恒均：没有经过文学启蒙的，也就是从来不看文学作品，仅仅靠政论杂文与博文，甚至微博上的只言片语而“觉醒”的青年人，不但浮躁不堪，而且根基薄弱得随时会随风而去，有时他们看到另外一句话而左右摇摆甚至突然转向。
主持人：各位老师、各位网友下午好，今天是燕山大讲堂第189期，今天到场的很多是华文文学的创造者，小说家，写作者，我们想探讨华文文学创作的主题。华文文学创作在海外是中华文化影响力的重要因素，但中国本土对海外华文文学关注并不是很多，我了解得也是比较少。只知道几个耳熟能详的名字，比如严歌苓、白先勇、聂华苓、於梨华等人。
今天到场的嘉宾有：张桐老师，张老师是《世界华人周刊》编委会主任。海云老师，海老师是华文作家。梦娜老师，她是旅荷诗人，荷兰《联合时报》专栏作家。曾晓文老师加拿大中国笔会会长，正好有很好的小说在出版《白日飘行》，还有一些剧本。王威老师是美国《彼岸》杂志社副总编！还有杨恒均老师，熟悉杨老师人更多一些。说他是“网络作家”，名副其实，他的《致命三部曲》已经出版，大家可以看到。
今天每位老师发言10分钟左右，之后互动交流。先请张桐老师，听他讲讲海外文学创作在海外的现状以及与中国大陆的关系。

从出版角度看华文文学

 
科发书业总编辑张桐发言

张桐（科发书业总编辑、《世界华人周刊》编委会主任） 
张桐：我抛砖引玉，从自己的角度谈谈华文文学。我作为读者和出版者来说，上世纪80年代开始接触华文文学，当时的华文文学是指大陆以外的文学作品，包括港澳台作家、华人华侨作家的作品，都在华文文学的概念之内。从80年代以后流行过一段时间，也引起过很大的轰动，比如台湾女诗人席慕容的作品，琼瑶的小说，三毛的散文，高阳的历史小说都很轰动。海外作家於梨华、陈若曦、赵舒侠、聂华苓等，当时引起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的欢迎。
我记得当时有几次比较有意思的事：席慕容诗集在大陆出版，印一万册，结果那年在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办了一个书市，到第四天一万册《席慕容诗集》卖光，需加印。高阳小说在国内出版，第一印20万册，第二印要印7万册嫌数量少，没有印。那时候华文文学有很好的市场，也有很多的读者。那时海外华文文学为什么能够受到读者的欢迎？主要是那时的作品、作家给大陆读者打开了一扇看海外世界的窗口，所以人们看文学也在看世界，才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力，才会有受到这么多的读者欢迎。比如三毛的散文对很多读者有影响，曾经有一次跟一个同事聊天，谈到了曾在80年代出版的三毛散文，这位女同志很生气的跟我们说“我要控诉你们。”“为什么？”就是因为她看三毛散文影响了她对生活的选择，当然这是玩笑话，但那时对他们的影响很大。
30年来的改革开放，现在来看华文文学的角度已经大不同了。首先是海外华人，海外华人构成跟30年前已经不一样，那时候是大陆以外为主体，现在海外华人有大量是从大陆走出去的。因此海外华文文学的作品也跟过去不一样了，作品所涉及的内容也不相同。在这种情况下看当今海外华文文学的作品,来品味、欣赏当今的海外华文文学是这30年社会发展和进步的一个新结果。这时候地域已经没有太大影响，无论原来在哪儿，是在中国大陆、台湾还是很早在美国、欧洲等地，地域影响已经不是很大了，已经不是过去看那些文学作品的一种障碍或者一种吸引。更多是什么？我觉得主要是作者、读者之间相互理解和沟通，产生的共鸣,已经是一个共同的志向或者是好恶、价值观、追求,以及文化的承传。我认为无论生活在哪里、走在哪里，读者在哪里，能够引起共鸣的是中华文化的承传。看当今世界的华文文学就是要看中华民族文化的内涵，看世界各个民族文化的融合，看我们这个时代作家们对生活、对社会、对人的认识、记录和描述。
曾经有一句话广为流传--“科学无国界”,我觉得“文学无国界”也是可以做到。世界华文文学是没有国界的文学，但是，是有祖国的文学，祖国就是中国，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文化，是每位作家骨子里的文化承传。这次出版的世界华人文库就是如此。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张老师给我们梳理了海外文学创作的脉络。接下来有请海云老师。

从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看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距离

海云：（美国华文作家）
作家海云发言

海云：（美国华文作家）
海 云：这个题目挺大，从纽约到北京的飞机上，我稍微准备了一下，写了几点，现在我就围绕这几点讲，希望能把我的意思说清楚。
第一，既然讲到文学，刚刚发生的诺贝尔文学奖以及莫言得奖就不能不提。
诺贝尔文学奖有一百多年的历史，除了科学奖项（物理、化学等）还有人文奖项（文学奖、和平奖），而人文奖带有特别的色彩，可以说它有一定的政治倾向。文学奖当时说是奖励给在文学方面创作出有理想倾向的最佳作品的人。中国几十年、上百年来跟诺贝尔文学奖一直没有很深的缘分，要么是擦肩而过，要么是失之交臂，从鲁迅的婉拒到沈从文的太晚，当年有人想把鲁迅的作品介绍给瑞典的文学院，但鲁迅以中国的文学与诺贝尔文学奖的要求还有距离为由婉拒了；到了沈从文，有人欣赏他的文章把它翻成瑞典文，瑞典文学院也接受，但奖项的规则是只奖给活着的人，沈从文却刚刚去世所以失之交臂。在莫言之前，很多人的作品都非常好，比如巴金和老舍作品都非常有力量，但他们却没有这份幸运。2000年高行健得奖，有一个非中国籍的问题。一直到莫言算是名正言顺了，莫言作为土生土长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他的作品充分展示了中国的乡土性，所以他得奖赢得了中国人的一片欢呼，无论是国内的中国人还是海外的华人。尤其在海外，文学创作者们曾为此热烈地讨论，大部分人为最终中国人拿到了诺贝尔文学奖而高兴。
要说华文文学离世界文学有多远，我觉得到莫言的得奖已经证明这两者之间没有任何距离。莫言说“我的文学是描写人的，从人的立场上写人。”莫言的文学属于华文文学或者中国文学，而中国文学属于世界文学，这是一个范畴问题、大和小的问题，都包含在其中。鲁迅当年的婉拒觉得中国文学离诺贝尔文学奖有一段距离，到此为止，应该没有距离了，因为中国人已经拿到这个奖项。我还想说，莫言的得奖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这跟中国近些年来的国际地位提高、经济高速的发展有某种程度的关联。所以我说人文奖包括文学奖它都有一定的政治倾向。当年苏联作家得奖，政府不让他们去拿奖；法国的萨特得奖，拒绝领奖因为他同情东方的政治和文化背景，这都有一定的政治色彩在里面。
第二点我想讲讲莫言作品的特色。
莫言作品我看得并不多，在国内时我看过他的《红高粱》，一开始是电影作品，后才看了原著。因为他得奖了，海外华人中很多讨论，于是我读了他的《生死疲劳》，他用了一个非常奇特的手法，外国人说他用了一个“魔幻主义”，但我不觉得他跟西方的魔幻有特别相似的地方，可能都有一点虚幻。莫言是用了很纯正的中国民间文学或者民间传说中得来的东西。《生死疲劳》讲的是一个在土改中被冤杀的地主，到阎王老爷喊冤枉后被阎王老爷送回到人间，但不是作为人，而是作为驴、牛、猪、狗、猴，在不断的轮回中，通过动物的眼光看社会，看几十年中国社会的变迁，给我们展示的是整个时代的缩影，只不过用这样的一个手法去写。所谓魔幻主义，我觉得是中国民间传说和中国民间文化的结合。莫言的乡土性不可否认，他一直写的是高密，他的故土和故乡，无论是他哪一篇文章，无论是《蛙》还是《红高粱》都是那片他深深热爱的土地，他写出来的东西充满感情，所以我觉得地域性非常重要，是一个特色的象征。他自己说《聊斋志异》对他的影响很大，写《生死疲劳》是从蒲松龄的《席方平》框架发展出来的，他是以用这种方式向文学前辈致敬。莫言是个很棒的说故事的人，语言生动朴实，故事情节引人入胜。他的得奖虽有着带有时代色彩的幸运，确是实至名归。
第三， 海外华文文学的特性。我读到邀请来此的通知时对我的触动很大，因为邀请上说：在海外，千百位靠中文母语写作的华文作家中，几乎没有一个是专业作家。他（她）们或是送完孩子上学后坐到电脑前辛勤耕耘的“太太作家，或是一边担任公司高管一边笔耕不辍的文学中年＂。这几乎就是说的我！我在加州硅谷高科技做了20年金融财务管理。20多年前我留学美国，在国内读的是英文专业，到美国读的是酒店管理，后来又读的是企业管理。毕业以后就像我们这一代人很多的留学人一样在美国工作、结婚生子，所谓的美国梦实现了。可当儿子、车子、房子都有了之后，发现并不满足，心里有很多东西想说出来，这一腔的想法就化成文字。开始用英文写作，但慢慢发现英文无法表达我内心细腻的感情，于是我用母语写作。但那时我到美国十多年，中文忘了很多，但一切重新来过，一点点地把中文拾起。毕竟在中国生活了二十一年，捡回中文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现在我在美国生活已经超过二十一年还多，在美国的年月比在中国的时间长，但随着时间流逝，年岁越长，在异乡待的时间越久，却越来越发现自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年轻时追求时尚，恨不得把自己完全融入异乡文化中，到现在却发现中国文化在我的血液中永远无法摆脱。很多海外华文作家跟我有相似的地方，有感而发，有一种很强的创作热情想写，这种热情甚至超过了国内很多专业作家。国内专业作家有作家协会，可以发工资，有时间去体验生活、去创作，在海外需要有一份自己的职业生存，业余时间创作。可慢慢会发现业余时间花得越来越多，我上班八小时，回家以后创作，一开始一天一、二小时，后来五、六个小时，之后超过八小时，到现在完全投入写作。这当然有一个过程，跟你的文学创作热情不断上涨、写作慢慢循序渐进有很大关系。所以说到海外作家文学创作特性所谓的业余性和专业性，见仁见智。
我还想谈一谈海外华人的恋乡情结。在异地生活得越久，就越想念那块生养你的土地，故而很多时候写的作品都是回忆小时候，跟亲人在一起，你的亲朋好友，故土有关联的一切成了我们写作的源泉。
还有一点：海外华人的爱国主义情结。海外华人有时候比国内华人还爱国，可能这样讲不是很恰当。但讲一个很简单的比喻，小时候就说祖国是母亲，如果说祖国是母亲的话，跟母亲在一起会常常发现母亲有缺点，因为朝夕相处生活在一起容易关注在缺点上。如果跟父母分开，我们在很远的地方，他们所有的缺点都不会想起来，所想起的都是他们的优点，因为想念他们、怀念他们。当然海外华人在一起互相之间也会批评中国不好的地方，但如果是外国人跟我们讲中国哪一点不好一定会引起争执。就像别人说我的妈妈不好我一定会说你妈妈才不好一样。自己当然也会说妈妈不好，这点妈妈你没有做好，但那是带着爱去讲的，妈妈也不会介意。这是海外华人爱国主义情结的特点。
再说一点海外华人东西文化的融合和冲突。21年我生活在中国，我的文字中可以写那21中我所体会的中国，莫言写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这段生活是我熟悉的，这些东西在我的小说中也重复出现，因为我对它们是熟悉的。但我的小说中还有另一部分，即在异乡生活的生活体验。海外华文创作要站在这样一个完全不同的地域性上，我们有两种地域，有两块土地生活上的经历：一个是东方文化，一个是西方文化。这两者若融合得很好，拿出来的都是精彩的东西，都是两个文化当中的精髓。而又因为它们不一样，不同的东西，所以相异的东西会排斥，一旦排斥会冲突。所以东西文化的冲突和东西文化的融合造成了海外华人文学创作的地域性甚至局限性。其实局限性并不是坏事，我觉得局限性能成为你特色的一点，莫言也说过一个作家的局限性或者生存在这个特定的时代造成的局限性，这个局限性正是我们自己本身的特色。我个人创作从六、七年前开始。这套丛书有我的第一篇长篇小说《冰雹》，写的是一对海外华人精英人在硅谷工作，人到中年孩子、房子都有了，生活得富裕美满，但这时出现了中年危机，男主角回到中国参加大学同学20年聚会，邂逅了大学的女同学，两者产生了婚外恋。后来女主角与英国籍的上司也产生了恋情，婚外恋是一个普遍的话题，人的情感本身就是复杂的，所以怎么样理解男女的不同，明白人性中复杂的那一面同时怎样坚守你的婚姻也是我想表达的一种东西，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看看小说《冰雹》。
最后，再说一下网络文学和传统文学的融合，新文学的诞生是一个必然趋势。
在海外作家中很有名的有严歌苓、虹影、六六、张翎、艾米。可能严歌苓和张翎的作品在网上很少出现，但六六和艾米都是从网络开始，尤其是艾米，我跟艾米在都开始于美国同一个“文学城”里，六六在硅谷华人的网站上写作。现在高科技的发展，互联网成了大家共同使用的工具，文学也就必然走上了利用这个工具形成一个新形式。从莫言说起，他是传统文学的一个代表，他构思《蛙》用了十几年时间，写又用了几年时间，这显示了传统文学的特色：慢工出细活，精雕细琢的过程，传统文学的质量相对来讲比较高。但莫言也谈到为什么现在书本没有人买，跟传统文学的质量下降有关，我认为更主要的是网络文学的冲击。现在80后、90后有多少人去看书、买书？但却有很多孩子都在网上下载各种各样的东西看，这是一个新趋势，不可否认。传统文学的特点是慢，但精细；网络文学的特点是快捷，比如现在的网络作家不管是韩寒还是海外很多作家基本都是电脑写作，特点是快，不断有更新。一个读者对一个作家的作品感兴趣，就像我的很多读者他们对我感兴趣一样，不仅看我的小说，也看我生活的杂文、散文、随笔，什么都看，因为他对你什么都感兴趣就想知道。有人跟我说“喜欢看你描写海外生活的文章，包括子女教育的文字，感觉你写的东西就像写我一样。”为什么他们喜欢看我的文章，重要的一点是因为我的经历是他们的一个缩影，他们从我的经历和文章中可以看到他们自己，也就是所谓的共鸣，如果文章引不起读者的共鸣，也就少了生命力。网络文学的缺点也因为快，所以粗糙。快捷的好处是读者跟作者有快捷的互动，所以写出来的东西读者会告诉你哪点他们喜欢。因为快、粗糙，网络上的东西有很多错误与问题，就如每当我的东西变成铅字去出版时，我会一次又一次的修正它、修改它，而每次总会发现问题。在传统文学和网路文学中怎么样走出一条更加好的路，让大家都能够接受，使得这两种文学融合只能是取长补短、与时并进，这才是我们要追求的。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下面有请曾晓文老师。

任何文学都不在世界文学圈子之外

作家曾晓文发言
作家曾晓文发言
 

曾晓文（加拿大华文作家，加拿大中国笔会会长）
曾晓文：各位作家、各位学者、各位文友下午好！今天在这里和大家交流，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特殊的，我想最主要的是因为在中关村。在1991年和1994年之间我住在中关村，我觉得中关村是我的邻里。这次回来特定选在中关村的一个酒店住，有一种回家的感觉。离开中国后我在美国生活9年，后来移民大加拿大，在加拿大生活了9年，这两天当我在中关村的街头漫步时，感觉18年走过一条漫长的异国路，今天找到了回家的感觉。这两天一直有一个旋律在脑子里萦绕--“我的中国心”。巧合的是我和加拿大海外作家孙博合作创作了一个33集电视连续剧《海归，海归》，写一群中国留学生在斯坦福学成后回国在中关村发明了中国芯片。这个电视剧本获得了“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和“中山杯”华人华侨文学奖、北京市广电局2011年优秀剧本奖。这个电视剧已经基本制作完成，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会播出，改名叫《远航》，由罗晋和童蕾主演。这个剧贯彻始终的是一群海外游子回到中国，由“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的过程，最主要的旋律是“我的中国心”。海云和梦娜老师提到海外人多年来虽在异国他乡，但对中国文字的依恋、对故乡人民的依恋的感情永远不会改变，我也有同感。今天的交流活动，让我感觉到我和故乡的血肉联系。
刚才主持人介绍了我，我算科班出生的业余作者，后在美国学IT，现在做IT工作，业余时间写作。我是业余作者，但有专业作者对文学的执着和痴迷、虔诚。我从1991年开始发表作品，二十几年中断断续续发表了一些作品。我在美国时曾跌入生活低谷，那时候既不懂英文，又没有工作，偶尔写一些散文。我形容“文学永远是我爬出精神低谷时所攀岩的青藤”，这是为什么我未放弃的原因。
2012年对我来说是特别的一年，因为今年年初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我的散文集《背对月亮》，其中的散文《背对月亮》，讲述的是海外赤子在中秋节因不能回国团聚而不敢看月亮的心情。最近九州出版社又出版了我的中短篇小说集《苏格兰短裙与三叶草》，我用《苏格兰短裙与三叶草》这个短篇小说来命名，原因之一是它上了2009年中国小说排行榜。在这个小说集里，我的作品从早期的漂泊流浪转向中西文化融合的主题。“中国文学离世界文学有多远”，我觉得是一个奇怪的话题，因为究竟以哪里为中心来衡量中国文学？从概念上来讲中国文学离世界文学并不遥远，因为人都有共性，文学讲述的都是人类的共性。中国文学不能得到世界文学圈内的广泛接受，也许是因为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政治体制不理解，由于这种不理解而拒绝文字中的观念。我到荷兰去看到的荷兰皇家代尔夫特瓷器，那其实是中国景德镇瓷器的一个翻版。中国景德镇瓷器在16世纪已经传到了荷兰，具体的文化的东西很容易被西方接受，但文字的东西比较难，因为读者会通过文字中的观念推断作者对政治的理解。我认为莫言获奖最大的意义是西方国家冲破、打破了坚冰，承认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下文学的可贵性。作为海外作家在两种文化之间有一种优越的地位，因为我们可以理解两种文化的精髓，站在两种文化的交界点上宣扬人性共同的东西。世界已变成地球村，我不认为任何文学在世界文学的圈子之外。
在这里特别感谢九州出版社和科发书业的工作人员，他们为“世界华文书库丛书”付出了非常多辛苦努力。还要特别讲一点，今天科发集团的总裁张辉老师，也是这次活动的最策划人，因为家里有事回到了温哥华，他上午特地从温哥华打电话给我，嘱咐我在这里替他向大家问好，让我向大家介绍一下我的这两本书，第一本长篇小说是《白日飘行》，原名是《梦断得克萨斯》，2005年在《小说月报》原创版首发，后来在《世界日报》连载。第二本书是《夜还年轻》。前几天由张辉总裁主持的北京科发文化交流中心已经跟我签约，签去了影视改编权，下一步把这两个作品改编成影视剧的项目已经开始启动，他说如果哪位老师或朋友对这个项目感兴趣，可以跟他直接联系。这两本书表现了一群海外华人在海外辛苦打拼、历经磨难、自强不息的精神过程，我想这代表了非常多的海外华人的精神历程，会有深刻的意义。我知道在海外还有很多作家甚至国内有很多作者还在坚持写作，甚至还默默无闻，但“一时的寂寞不是长久的寂寞，只要坚持写作，一定会得到大家的认同。”
最后我引用泰戈尔的一句话和各位朋友共勉“静静地坐着吧，我的心，不要扬起你的尘土，让世界自己寻路向你走来”，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你的两本小说《白日飘行》和《夜还年轻》，我看了电子版，非常好读，大家可以看看。接下来有请王威老师，王老师现在是《世界华人周刊》杂志社的副社长，美国纽约《彼岸》杂志社的副总编，也有自己的著作，有请！

海外华文作家创作的中国因素

作家王威发言
作家王威发言
 

王 威（美国华文作家，《世界华人周刊》副社长，美国纽约《彼岸》杂志社副总编）
王 威：大家好！我在地球的另外一面纽约市生活了20多年，正是有这样的机会到这样的地区去生活，给了我很多新经历。我从来没有崇尚过西方，但我庆幸命运给了我一次到西方生活的经历；我也从来没有想象过要离开我的祖国，但我也庆幸有了一个远离中国的生活经历。正是有了这样一个经历，在西方资本主义纽约生活，这里有幸福、有快乐、也眼泪、有愤怒、有成功、有失败，有很多东西，集中了几乎西方世界所有形形色色的内容。有了这样的生活经历，对于我重新看待我们过去脑海中那种西方的资本主义世界，和回过头来远距离的看我的祖国，包括反思在中国曾经有过的几十年的经历，我觉得这是非常宝贵的财富。
因为我在美国从事过比较长时间的工作，有机会接触美国、加拿大和世界华人作家的作品，就像白舒荣老师一样，白舒荣长时间从事这方面的工作，结识的人很多。所以我们对华人作家的经历、创作和心路历程有很多了解。
海外华文作家近年来受到比较多的关注，所以在这里非常感谢出版集团、出版社出版了《世界华人文库》，出版了很多海外各个国家的华文书籍，这些东西在中国得到了市场、得到了读者的青睐。让大家了解海外华文作家非常有意义，因为这一块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而且这一块很多人没有仔细去想，我们曾经很熟悉的著名老作家，鲁迅、老舍、巴金、曹禺等等，相当一大批人都有海外生活的经历。海外的生活在他们的作品中有所体现，包括后来的很多华文作家。今天我们看到比较多的是新移民作家的作品，也就是说改革开放以来所写的作品，这些作品和时代的脉搏比较接近，所以受到了新一代年轻人的喜欢，也反映出世界不同角落形形色色的文化形态。
现在看到海外作家，在他的作品中好像有一点比较明显的上升趋势，即影响力。不管是从书的出版还是通过影视作品、网络上的连载，让很多人了解到除了三毛这些老作家外，还有严歌苓、虹影、张翎、六六、艾米等等，他们的作品很优秀。我认为我们应该把眼界放得更开阔一点，因为除了这些我们所熟知的作家以外，海外各个国家包括我所在的美国还有很多大家不是非常了解的作家和他们的作品也很优秀。
海外作家创作和国内作家有比较明显的差异，因为从来不会用创作作为谋生手段，所以海外创作宽松的自由环境，不是靠市场谋生的特点，海外华文作家心灵中、内心中流露的东西比较真挚，当然水平有参差不齐的现象，但比较真挚，不是随市场走向的东西。所以在他们的作品里能够得到很多的体现。另外，海外作家不管在海外生活了多久，也不管政治立场如何，骨子里、文化DNA含量里都有不可磨灭的中国因素，这不管你对中国热爱的程度有多深都会流露出来，也不管你对世界各国的生活有什么看法与经历，也都会含有你在世界各国生活的认识与见解。正是这种视角的不同、远距离的观察、亲身的体验与不同世界文化冲击、价值观的影响带来了海外华文作家的思维特点和写作的特点，我认为这是海外华文作家的独特属性，也就是今天中国大陆读者对这些作家的作品比较关注不可磨灭的色彩。在今后创作过程中，海外作家这种特点应该保持着，这是你们的优势。
《世界华人文库》第一辑12个作家12本书，到第二辑出版18个作家22本书本，有一个大变化，第二辑出版内容更丰富。第一辑有乡愁、打工等，这种是海外作家的一些体验。
作为海外作家如果用的是中文创作，我非常希望大家有比较多的机会回到中国看看。十几年前甚至更早出国的人，往往熟悉的是你那个时代的中国，而缺乏对今天中国的深刻了解与比较多的理解，你经常回来可能对这个东西的认识比较准确，也能让我们的作品更饱满。海外作家写作很艰辛也很勤奋，严歌苓跟我说“我早上四、五点钟起床开始写作，等大家都起床了，我也结束了早晨的写作，剩下的是享受生活、观察生活”。《金山》作者张翎对这样的写作方式做了大量调查、体验生活、查阅资料。再如刘荒田，是这套丛书的作者、打工作家，有几十年在餐馆打工的经历。可能有人会说这样的经历很“浅薄”，但他从普通的、平民化的生活里体验到了很多道理。还有一些老作家比如王鼎钧、赵淑侠、施叔清等，到今天依然能写出非常优秀的东西。王鼎钧80多岁了，他是台湾背景，但对中国大陆的认识让我们吃惊，他那种包容与理解让我们敬佩。
今天中国大陆出版社和读者对海外作家有一份厚爱，除了书籍出版以外，也越来越多的关注了这些海外作家和作品，让我们能够把自己的内心的东西让祖国人民感受到，对我们而言是一个激励。
前面有朋友谈到诺贝尔文学奖，谈到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有多远。我认为这个提法不是我很能理解的，中国文学不是世界文学吗？只能说欧美文学、东南亚文学和中国文学有什么不同，甚至不能用“差异”来说，而“不同”没有孰好孰坏，但有一些共性的东西。比如西方作家的人文主义关怀、人性的东西比较多，这是一个互补的东西。
关于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谁获得都是好事，应该鼓掌，但切不要把诺贝尔文学奖当做我们写作所追求的目标。如果是另外一个评委，有可能不是莫言，可能不是《蛙》，这只是一种激励、一种优秀的符号代表，我们不用把目标定在诺贝尔文学奖上，就像很多海外作家的很多朋友一样，安下心来，沉静下来，用自己的眼光完整的观察世界和人生，按照我们自己的心路历程，按照自己怎么想的东西去创作。
主持人：谢谢王老师！各位老师讲了诸多海外华文文学创作的现状。我坐在下面有一个思考，为什么这个时代的小说比较式微，是因为真实生活往往比小说更离奇。这次美国大选腾讯派了一个团队到美国做采访报道，我们的新闻编辑拍回来的东西比小说更震撼。比如有一个专题讲述一个福建姑娘偷渡到美国的故事，偷渡过程中辗转17个月，跑了很多地方，从福建-广州-香港-泰国-南非-莫桑比克-法国-瑞士-英国-墨西哥-美国。非常漫长的偷渡道路。这些比小说更为离奇，由此可能说明为什么阅读小说会变得少，因为在网络上看到的新闻远远超出小说家的构想，是小说家绝对不能构想出来的经历。接下来请杨恒均老师，他也写小说，对中国当下远远超出小说的现实也有深刻观察，有请！

卖火柴的小女孩与垃圾箱里的小男孩

《世界华人周刊》总编辑杨恒均发言
《世界华人周刊》总编辑杨恒均发言
 

杨恒均（香港天大研究院研究员，《世界华人周刊》总编辑，著名网络作家）
杨恒均：先给大家讲个故事：天冷极了，下着雪，又快黑了。这是一年的最后一天--一个乖巧的小女孩赤着脚在街上走着……小女孩一双小脚冻得红一块青一块的。她是出来卖火柴的，可怜的小女孩！她又冷又饿，哆哆嗦嗦地向前走。雪花落在她的金黄的长头发上，那头发打成卷儿披在肩上，看上去很美丽……她的一双小手几乎冻僵了……她抽出一根火柴，在墙上擦燃了，哧！火柴燃起来了，冒出火焰来了！她把小手拢在火焰上。多么温暖多么明亮的火焰啊，简直像一支小小的蜡烛，啊，是一盆火……火柴熄了，火炉消失了……
女孩又擦亮了一根火柴，她眼前出现了一只烧鹅，但烧鹅很快同火焰一起消失了，她面前依然是一堵冰冷的墙。她又擦了一根，这一根让她坐在美丽的圣诞树下。圣诞树消失后，她在墙上又擦着了一根，这一回，火柴把周围全照亮了。奶奶出现在亮光里，是那么温和，那么慈爱。 “奶奶！”小女孩叫起来“请把我带走吧！” 奶奶把小女孩抱起来，搂在怀里。她们俩在光明和快乐中飞走了，越飞越高，飞到那没有寒冷，没有饥饿，也没有痛苦的地方去了……
第二天清晨，人们发现这个小女孩冻死了……
故事讲完了。这是安徒生于1846年写的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我的丹麦好友告诉我，这篇文章丹麦的学校不作为课文，而我在美国和澳洲从小学一路读上来的儿子们也是从课外读物中才知道安徒生的这篇文章的。但这篇文章在中国的知名度，就是十个杨恒均再写十年的博文也比不上。这篇收录进人民教育出版社六年级《语文》的课文在中国快达到了无人不知的程度，远比《卖鹅蛋的婆婆说》有名多了。可以说，它肩负了对中国几代人的“启蒙”工作。据一位朝鲜朋友告诉我，《卖火柴的小女孩》也是北朝鲜小学生们必读的课文，老师在阅读这篇课文后，会含泪地问朝鲜的小学生：那孩子在火柴微光中幻想和奶奶飞到一个没有寒冷、没有饥饿、也没有痛苦的地方，请你们告诉我，地球上有这样的地方吗？那是什么地方呢？这时北朝鲜的孩子们会幸福地异口同声地高呼：金爷爷领导的社会主义朝鲜！
诸位，这就是文学的力量，这就是文字的力量，一个在世界范围内人均GDP 最高、社会福利最健全的国家文学作品里描述的悲惨景象，竟然能让一个世界上最穷，前不久还活活饿死冻死了上百万人的国家的孩子们感到幸福。据资料显示，安徒生这篇童话纯属虚构，他的一位朋友给他寄来三张图片，希望他“按图作文”，其中有一张图就是一个手持划燃的火柴的小女孩。安徒生的母亲曾经乞讨过，而且一个半世纪前的丹麦也绝对有穷人冻死的事发生，那个地方冬天都是零下十几度，于是，他虚构了一个卖火柴的小女孩，活活冻死街头的故事。
纷飞的大雪，闪烁的霓虹灯，还有香喷喷的节日味道，衬托了一个金发大眼的小女孩，即便最坚硬的心房也会被触动啊。现在让我们翻一下六年级教学大纲对这篇文章的教学要求：通过这篇文章“激发学生对卖火柴的小女孩悲惨命运的同情，揭露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
正如我们从大文豪马克吐温的《竞选州长》中看到了最民主的美国投票的虚伪性，我们也从安徒生的《卖火柴的小女孩》感受到最富有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黑暗，1949年后的好几代人，大多是靠这些文字了解到资本主义的。而这些文学作品又是如此有感染力。想象一下，如果你把那个洋娃娃似的小女孩换成满脸尘土的黑头发黑眼睛的黄皮肤小孩--嗯，小男孩，不是一个，而是五个；再把雪白的城市背景换成脏兮兮的垃圾箱；把那小小的引人遐思的火柴光焰换成燃烧垃圾取暖；把美人鱼的故乡丹麦换成中国的南方一个灰蒙蒙的小城贵州的毕节市……还有这样的感染力？更重要的是，它还能够进入我们自己的课本，感动、教育、“启蒙”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民吗？
卖火柴的小女孩同垃圾箱里的小男孩虽然相隔整整一百六十六年，一个是一个半世纪前的文学大师虚构的童话故事，一个是上个星期实实在在发生在中国的真实死亡事件；一个通过课本与成千上万种形式的儿童读物流传世界，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不发达国家与地区，一个就活生生地发生在我们身边。《卖火柴的小女孩》这种煽情的悲惨故事让作家安徒生名垂千古，但我们那位第一个爆料垃圾箱里五个小男孩的中国人却被当地警方带走，至今下落不明……
在一个不能自由描写苦难与灾难的国家，那些苦难与灾难都会在现实中一一出现。我曾经写过一篇流传甚广的博文《中国再也不需要小说了》，当现实中的荒唐与离奇超越了作家们的想象的时候，好的文学作品会很难出现。卖火柴的小女孩虽然没有原型人物，但作家编造得合情合理；可那个五个死在垃圾箱里的孩子呢？即便你再理性与懂得逻辑推理，也无法给人一个满意的解答。如果这件事不是出现在现实中，而是出现在某位中国作家的小说里，一定有人会指责他荒唐，甚至有人说他故意抹黑我们和谐的社会。当然，我敢肯定，他的小说也不能出版。
我为什么敢肯定？因为在我的代表作《致命武器》里，我用了大量的篇幅写了生活在垃圾堆里的孩子们。各位，不是没有人写生活在垃圾中的孩子们的，那本小说是2004年完成的，是我走访了深圳西南部一个垃圾场后写的。中国城市周围有很多垃圾场，每一个垃圾场都生活着至少几十个孩子，他们大多是随捡垃圾的父母一起，也有独立生活的，他们就靠这些垃圾来生存。这几天我常常在想，如果当时这本描写了生活在垃圾场中的孩子的间谍小说能够在中国大陆出版，是不是就能引起政府与大众对这些儿童的关注，从而减少五个孩子死在垃圾箱中的可能性？
文学始终是启蒙的最好工具，当然也是蒙骗、愚弄大众的最好手段。我们知道，西方的启蒙运动是和文艺复兴与文学分不开的。欧洲启蒙时代的很多大家都同时是文学家，英国《失乐园》的作者米尔顿、《天路历程》的作者班杨、《鲁宾孙漂流记》的作者笛副，都是最早的文学启蒙者，还有法国的皮埃尔、拉辛、莫里哀，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德国的歌德、席勒等等，他们是启蒙思想家也是文学家，不但欧洲如此，中国的启蒙运动也都是与文学分不开的。
中国第一波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梁启超本身就是写小说的，第二波的代表人物当然是胡适与鲁迅，鲁迅不用说了，他的小说可能比他的杂文还有穿透力，胡适对文学的研究，以及他的文学随笔，包括他用很文学的语言写成的通俗读物，都说明中国的启蒙是与文学分不开的。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以“伤痕”文学为主的文学启蒙运动再起。
遗憾的是，当今的启蒙，虽然因资讯与科技的发达而有了新的平台，但却恰恰缺乏了文学的启蒙。我有一个感受与大家分享，当然不能说这感觉就是对的，但这是我的切身经验与感受。我发现，凡是没有经过文学启蒙的，直白地说，也就是从来不看文学作品，不看小说不读诗的，仅仅靠政论杂文与博文，甚至微博上的只言片语而“觉醒”的青年人，不但浮躁不堪，而且根基薄弱得随时会随风而去，有时他们看到另外一句话而左右摇摆甚至突然转向。
而我认识的那些彻底摆脱了洗脑的人士，绝大多数同我一样，曾经阅读过了大量的小说与文学作品，尤其是西方文艺复兴与启蒙时期的。窃以为，一部优秀的启蒙小说，可以让你用作家的眼睛看到更全面的世界，更深的内心，是那些铿锵的议论文与所谓短小精悍的杂文所无法企及的。
好的优秀的小说，我认为首先要价值观符合人类历史大方向，就是说符合普世价值。你故事再精彩，文字再优美，如果你是歌颂法西斯，为暴政摇旗呐喊当吹鼓手，你都会迟早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当然，完成了启蒙的西方现在对所谓文学启蒙很不感兴趣，所以我们一些华文作家也跟上了潮流，不再大的言说，这个没有问题，写一些自己的事，写一些风花雪月，不去碰触社会敏感话题，不涉及终极关怀，甚至对人文关怀也敬而远之，在中国这样的地方，往往能够变成畅销书，运气好还能拍成电视剧。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改革开放后的文学是大大的进步了--这个进步不是因为他们写出了了不起的著作，而是因为他们不再写那些垃圾、那些反人类的作品，想一下文革时期出了多少歌颂杀人歌颂斗争歌颂集权专制的文学作品吧。现在的中国作家虽然因为各种原因不能写出好作品，至少他们不再写那些坏作品了。我得恭喜中国作家，你们成为好作家，是因为你们停止了写那些助纣为虐的坏作品！
不写违反人类普遍价值与反人类的文学作品是最高也是最基本的要求，其次，还要避免另一个陷阱。那是关于事实与想象力的陷阱。为了某种政治正确与意识形态，而使用文学想象力捏造大量违反事实甚至帮助当权者洗脑的故事，也是很令人厌恶的。我举一个例子，就拿我比较关注的谍战片来说，大量渲染暴力不说，还在写到抗日时期的谍报斗争时，肆意贬低甚至侮辱国民政府，无限夸大某些党派秘密特工的抗日成绩。这当然严重不符合事实，要知道，国民政府抗战八年，仅仅将军级别的军官就牺牲了几百人，这些人难道都是因为消极抗日被杀害的？
可是这些电视剧利用文学艺术去感染人，往往让对这段历史不那么清楚的青年人误入歧途。我给大家讲个故事，非常有意思。我曾经就国共谍战片请教过我的台湾朋友，当然，大多数人没有看过这类片子，他们忙着赚钱与包二奶，但也有一位土生土长的台湾人，在东莞工作五年，看了十几部谍战片。我同他畅谈过一次，我问他，你看到国共间谍斗智斗勇的时候，比如说你看到一位共党间谍险些暴露身份最终化险为夷时，你什么感觉？他说，看到共谍遇险，他紧张得一塌糊涂，共谍脱险，他就会常常松一口气，也好几次为共谍的秘密婚姻感动得眼圈都红了。
我很好奇地问，你一个土生土长的台湾人，现在又支持国民党政权，为啥会看贬低他们的电视剧时反而同情共党？他想了一下说，因为电视剧里共党都是好人，国民党都是坏人啊。--可见，文学作品可以改变很多东西，甚至可以改变你对历史事实以及你自己的立场。我期盼我们快点把这些电视剧输送到台湾和美国，到时连美国总统也会认为自己是个坏蛋的。
反人类的文学作品不多了，但为了某种理念，或者仅仅是为了通过审查，为了政治正确，为了赚钱，当今中国很多文学作品还在拼命扭曲历史事实。这也是要不得的。
最后我想简单谈一下对海外华文文学的看法。我曾经对海外华文文学抱有大的期望，我这些年出国几乎不参加活动，也不参与各类社团工作，但我一般都会参加华人作家的活动，我也身兼至少三个澳洲华文作家协会的理事和副会长。我其实就是想多学一些，也想影响海外作家能够多写一些作品。目前看，还有一些局限性，例如，经济是个很大的问题，华人出国不容易，要谋生，你用一个中文这样的外语在海外写作，几乎没有可能养活自己。所以，华人作家几乎都是业余的，顶多是一种爱好。
其次，华文作家们虽然出国了，但对文学的认识依然受到国内的限制，很少有用中文写作的华文作家站到不同角度与高度，用一种新的价值观来完成自己的作品。很多华人作家甚至停留在出国时对中国大陆的认识水平上。我在澳洲就碰上过完全用文革体写作与写信的中国人，我原本以为他是开玩笑、闹幽默，后来发现他依然生活在三十年前的中国，我几乎惊讶得牙都掉了。
我真的认为，如果写作是爱好，是消磨时间，没什么，但如果真想写点好东西，你千万别向大陆作家看齐，不是说他们不行，而是他们行的，轮不到你，而你行的，他们也望尘莫及，不能忘记了华人作家的优势。我期望大家写出更好的作品，启蒙也好，不启蒙也罢，都没有关系，但是，千万不要加入愚弄国人的作家行列，那个要不得。要不得啊，我的作家们！
互动交流：
网友：我是社科院哲学所的，在北大中文系念博士，也算是和书有点关系。我想提的问题倒不是对杨老师，而是对各位发言作家。我经常看杨老师的博文，其他作者的书本我没有读过，你们在海外以中文写作，这个首先是不是有一个纯正的中国文学问题？作为一个在海外用中文写作的作者如何在心目中界定中国文学的分析？另外，我感觉到你们都有很强的爱国情怀，我也有海外生活经历，我在海外生活时虽然也会感到在外国发达国家会有一些歧视，但更多是想如何看到外国的好和中国的不好，可能因为要回来想把中国变得更好，更多关注的是这个。同时经常在海外以中文写作的作家有一种情怀，会关注到中国好东西，忽视中国不好的东西。我非常同意杨恒均老师的说法，对中国文学还是要参与到一定程度，参与到让中国越来越好的方向中，在这种情况下以一种海外的文学视角如何考虑自己的写作？我想问问这些作者。
海 云：我想说的是文学本身就是人学，在人性的立场上写人，无论生活在海外还是生活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用中文写作就是中国文学。我们有两种地域性，也前几十年生活在中国土地上的所有东西、生活在异乡土地上的文化东西，这两个东西给了我两个地域性，把它融合在一起是我们所要做的，也是我所能做的。
怎么从海外立场看中国本土这一切？我并不是忽略了缺陷和缺点，在国外生活的角度来看反而更清楚，因为旁观者清。很多时候可以看清中国缺乏的是什么东西，尤其是我们在经历两种文化历练后，更能够看到这两种文化中每种文化的缺点，可能处理方式不一样。在国内，大家在一起直接指出母亲的缺点，国外的人也指出，私下讲，作品中也反映出。我写很多西方好东西是希望中国本土能够接受这些好东西，或者把这些好东西融合起来，而不是不去看到这些或者忽略这些，而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
主持人：我们请白舒荣老师说几句。

作家白舒荣发言
作家白舒荣发言
 

白舒荣：莫言获奖是因为文学，与政治没有关系。他的作品反映中国社会现实、社会弊病,无论是文革前的还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的都很真实尖锐彻底。文学口味不同,我对他作品中过于粗野的语言不能说喜欢。有种说法，认为莫言在体制内任职等表现与他作品所表现的有些矛盾，人格有些对立分裂。我认为人的品性与他在体制内外无关。体制内外不是人品好坏的分野。
另外，现在批评中国是一种时髦，谁要说好话，会被人觉得很虚伪，很左很成问题，反而说中国不好的话，容易被听得进去。我想有批评是应该的，挑毛病也是应该的，但目的应该是出于爱护这个国家，既看到自己的不足，也不要觉得我们一无是处。增加中国人民的凝聚力，促进中国人团结起来为我们美好的明天共同奋斗，这是批评的目的。我是这样想的
网友：我是一名读者，今天是看到杨恒均老师的微博下午就过来了。今天主办方这个活动很好，但遗憾的是这么多海外作家回到国内来，桌案前却没有一盏茶。我是旅美作家张宗子的一位粉丝，也是一位媒体人，在贵州做媒体工作，我的问题给王威老师，您在刚才的发言中提到我特别认同的一件事：诺贝尔文学奖对于真正热爱写作，依靠文字向社会和生活发出呐喊的人来说是终极目标，需要真正静下来，那怎样静下来？第二，我听了几位海外作家后有一个感受，今天比较欣慰的一点是我没有什么新感觉，因为新的东西太多、太纷杂、太杂乱，可能是浮躁的另一种标注符号
王 威：谢谢你的提问，我不一定能够回答得那么准确或者让你满意，因为我没有充分的思考。刚才很多朋友谈到写作，提问也提到体制内、体制外、政治责任感等问题，我觉得作家就是作家，作家可以是很多类型的人，但主要的身份是写作，他的语言是文学的语言，以文学的语言和文学家的思考方式来看待和写出我们这个世界、整个社会上各种不同方面的人和生活，这个写作不需要有政治家那样的激情，也不需要有社会学者那样沉静、理论化，它是情感性的东西。如果在写作中有很多杂念在里面肯定写不好，要有感而写，海外作家在这点上有优势，尽管不是每个人写得很优秀，但不是在任务之下写的。国内很多报刊跟我约文章，少部分没有时间要求，感兴趣的话题会写。我觉得需要一个创作的环境和心态，这种心态既是创作者也是我们面对整个社会和整个人生，“静”需要我们有一定的定力，如果没有平静的心态和自我控制能力，只是在一种社会环境的影响下、激情下，我们可能会做出以后自己看来会后悔或者不准确的行为，或左、或右或反感的东西。所以作家要以平静的心态对于他生活的经历和生存的思想凝结成作品带给我们读者。谢谢！
网友4：我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系的学生，问杨恒均老师一个问题，您说到西方反思启蒙，中国学者也在反思启蒙，不写大东西，“大东西”指的是什么。您是否认为在文学发展进程中，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有一段距离要追赶？谢谢！
杨恒均：我刚才说的“大东西”意思是宏大的叙事，启蒙时像列夫托尔斯泰那些作家西方现在也没有了，阶段性的结束了。我们反思的是民主，民主有什么问题？很大的问题。为什么？因为民主已经完成了。可在目前还没有情况下，宏大的作品始终没有出现过而一下子跳到写小资、写现代结果。文学有多远，没有多远多近，两个不一样，但文学有很多方面，可以写一些个人的东西、历史的东西，在宏大叙事启蒙方面、思想方面，还是有很大差距，包括政治理念、政治思想，我们和西方肯定有很大差别，我们每一个东西没有一个不是从外面拿过来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还有很长的路用要走。
主持人：今天下午的活动到此结束，希望这样的交流和对话是一个开端，希望海外的华文写作者能够在互联网上跟国内朋友们多交流，了解中国不一定说要自己回到中国，在网络上、在线上多交流，有助于你们和祖国保持联系。谢谢各位老师！谢谢各位参加讲座的同学们，谢谢大家！




萧萧雨歇 (2012-12-30 04:04:46)

感受真诚。。。

鐡手 (2012-12-30 07:51:41)

曾晓文：33集的一个电视连续剧，写一群中国留学生在斯坦福学成后回国在中关村发明了中国芯片。这个电视剧本获得了“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和“中山杯”华人华侨文学奖、北京市广电局2011年优秀剧本奖。这个电视剧已经基本制作完成，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会播出，改名叫《远航》，由罗晋和童蕾主演。这个剧贯彻始终的是一群海外游子回到中国，由“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的过程，最主要的旋律是“我的中国心”。————我个人认为文学创作不能完全脱离生活实际而天马行空。就上述的这个33集的电视连续剧是完全没有事实根据的，你如果是如莫言的《生死疲劳》那种写法别人也说不出什么，可是这个电视连续剧显然不是的。我不否认作者“我的中国心”这样的美好愿望，显然这样的题材和写法是投当局所好，所以东西还没有出来，这个奖那个奖已经一大堆了。真是很可笑的一件事。

 

发明了中国芯片？作者倒是给我们说说中国人发明了什么中国芯片？我所知道的是中国目前生产的芯片都是步西方人的后尘，当年在国内名噪一时的所谓 “汉芯一号” 事实证明是曾经在摩托罗拉公司做测试的工程师陈进，将一片从美国买来的MOTO-free scale 56800芯片，雇请他人磨掉原有标志，然后加上自己的“标识”，变成了所谓“完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汉芯一号”，申请了多项专利，并借此当上了上海交大微电子学院院长、博导以及“长江学者”。借助“汉芯一号”，陈进又申请了数十个科研项目，骗取了高达上亿元的科研基金。

 

这个33集的连续剧如果是描写事件的进行时，这个马屁拍的别人也不好说什么，但是听作者的口气显然是已经为过去时了，事实已经成立。那么我倒真要看看作者笔下中国人发明了什么样的中国芯片。

鐡手 (2012-12-30 07:55:39)

文学始终是启蒙的最好工具，当然也是蒙骗、愚弄大众的最好手段。——我个人完全赞成杨恒均的这个说法，北朝鲜的孩子们幸福地异口同声地高呼：金爷爷领导的社会主义朝鲜！是没有寒冷、没有饥饿、也没有痛苦的地方。这就是最好的佐证！

渺渺 (2012-12-30 11:50:28)

是的，关于北朝鲜对金爷爷的拥戴，无不是当权政府愚民政策的成功典范，因为他们要老百姓做“井底之蛙”，只以为天只有井那么大，和我们过去闭关自守时是一样的，谁能知道“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呢？

“我期望大家写出更好的作品，启蒙也好，不启蒙也罢，都没有关系，但是，千万不要加入愚弄国人的作家行列，那个要不得。要不得啊，我的作家们！”杨恒均说到点子上了！

雨林 (2012-12-30 13:20:32)

“我在澳洲就碰上过完全用文革体写作与写信的中国人，我原本以为他是开玩笑、闹幽默，后来发现他依然生活在三十年前的中国，我几乎惊讶得牙都掉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方式 也许早已和文革时期告别，可怕的是，思维方式却不自觉地依旧停留在那里！

桑妮 (2012-12-30 20:47:00)

仔细读了，非常有意义的讨论，其中杨恒均的发言很有震撼力。